单强说，政府的投入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是铁路、公路、民用航空、水运和管道运输综合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天然气产量为692亿立方米，是1978年的5倍。
三是利用经济下行周期，实现优胜劣汰。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良好。2007年我国每千人机动车拥有量为33辆，美国2005年为814辆，日本2004年为586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存在着较大的需求潜力。所有这些正在与市场压力下的企业自主调整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我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真正动力，结构调整不仅提升着经济的质量，本身也创造着经济增长的机会和动力。
特别是能源工业生产能力极大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显著增强。(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局长) 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这个词有时亦被翻译为公正。
概言之，在当今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深陷在市场中，不但着掌控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直接参与、干预和操控市场运行的现行制度安排有关。这是一个从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各种经济指标中都显示出来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个人们的感觉问题。必须给市场以足够的活动范围，来让其完成其所能胜任的许多事情。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变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一个焦点，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也需要受到约束。如果说公平、正义均与效率完全兼容，那么，所谓的平等与效率两难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条件的。
其次，所谓公平，在英文中是fairness，其涵义是treating people equally without favouritism or discrimination。只有在法律和司法正义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良序运作，才能有效率。另外，当人们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论平等问题时，显然是指作为经济运行结果的一种格局，即与各人和各阶层收入多寡以及与其他个人和阶层进行数量比较而言的一种均等状态，并实际上含有人们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同等份额的意思。因此，在总结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问题时，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选择的关口，重温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于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的两段句话，也许在今天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市场经济有助于保护政治权利，以抗衡国家的侵犯。
近几年的房地产热和2006年到2007年底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上涨，显然又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富人手中快速积聚。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当今中国人们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在哪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则认为，林行止的改宗，只是表面，而实质则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毋庸讳言，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的公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模糊，加上近十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率大都双倍于GDP的增长，以至于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财力越来越大。然而，尽管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得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候了，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却似乎不能采取停止市场化改革甚至走回头路的办法，更不宜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来维系社会公平。
理解了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关联与区别，我们就会知道，人们平时所言的公平与效率的说法，并不甚确切，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个误识。道理说来简单：只有达致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了，一个市场经济才会良序运作，才会在长时期中有效率。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当人们谈到正义时，有更强的法学和伦理学中的价值判断的成份在其中，且较多地是指在制定和遵守规则方面以及在运用法律和决策程序以及过程上的公平。限制政府公权力和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改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必由之路 理解了平等、公平、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就会理解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了，也就能大致知道，要改善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非得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尽早启动政府体制改革。他还认为，只有建立法治国家，让每个人在法律上实现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才能使人们感觉到社会更加公平。从辞义上来看，正义或公正，显然与公平相关，但二者显然又有些细微的区别。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
由此来看，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在社会财富占有上和收入分配中差距中急剧拉大，恰恰说明我们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还有待于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能把它归完全结为市场化改革本身。同样，效率与正义，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义，尤其是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程序的公正和正义，是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
收入分配中的平等、公平、正义与效率 谈到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断拉大的问题和趋势时，人们常谈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实际上是个不甚确切的说法，并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误识。在这样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更进一步拉大，这亦是事实。
譬如，当人们谈到机会平等时，实际上是指权利平等，而不是指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多寡上的均等。首先，在当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常说的平等与效率问题中的平等，在英文中为equality，其涵义为the state or quality being equal，而equal的含义比较明确：相等的，相同的、平等的。
由此奥肯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很显然，在我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也会最终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其表现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实质的问题却是社会成员在财富创造和参与市场的机会上的实际上的不公平，因而，说到底，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问题，而是个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譬如，国内著名中青年学者秋风就认为，应该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格局中深入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
因此，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已势在必然，且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来说，正义的原则则表现得更为具体。
《福布斯》由此得出结论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因为，在国际上一些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著中，学者们多是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
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有人欺行霸市，囤积居奇，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公平与效率，更本就不矛盾。
社会选择理论中人们常说的机会平等，恰恰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以可比价格来计算，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保持了一个年平均9.8%的GDP增长速率。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义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此看来，当人们说要公平时，不能在权利和机会选择中区别和差别待人，要一视同仁，即任何个人在社会和市场选择中均秉有同样的权利。二者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两难冲突（tradeoff）。
另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政府通过用某种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往往还会产生某种奥肯所见的那种漏桶现象（the leaked barrel effect）：在通过对富裕家庭征税来资助贫困家庭时，在转移支付过程总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总要花费某种行政成本等。这一事实鲜明地暴露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显然还不匹配。
非公平的，显然不是正义的或公正的。具体到人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来说，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很高，或者少数人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人们就会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但是，这种格局否是公平和正义的，那则另当别论了。
关注微信
